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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舟 | 在世界文明史上,猪是怎么失去上流地位的

来源:用户 茂林之家 收藏 编辑:吕秀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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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每逢猪年,最常见的说法是“金猪闹春”——尽管按传统的说法,五行与十二生肖配合,理论上金猪年是六十年一遇,2019年应该是土猪年,不过这并不妨碍中国人讨个口彩。人们的第一反应也并不把“金”理解为五行之一,而是与财源、吉利、福气这些联系在一起。这代表着一种源于农业民俗文化的观念,因为在农村生活中,“养猪致富”是常有的事。韩美林设计的2019年猪年邮票上,猪爸、猪妈与三只小猪的“五福齐聚”图案无疑就源自这样的民俗意识。

韩美林设计的2019年猪年邮票

不过猪在中国文化中的形象,可要比这所表露的复杂得多。一般人对猪的印象其实多是负面的,它象征着贪食、肮脏、懒惰甚至丑陋,但已为人所遗忘的是,在更早的历史上,中国人也曾尊崇猪的勇猛有力。这不仅是猪本身的形象演变问题,实际上也与中国人自身文化意识的变迁密不可分。

被尊崇的猪

对猪的印象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反差,原因很简单:被世人所崇拜的猪其实是“野猪”,而受人鄙视的则是“家猪”。现代汉语中提到“猪”,一般默认的都是后者,但在日语中,“猪”读ぃのしし,仍指野猪;而家猪则写作“豚”(ぶた)。正因此,日语中仍有多达数十个常用姓名都包含“猪”或“亥”字,“猪之介/辅/佑/助”这样的名字取义于“猛兽护佑”,而对家猪,日本人的观念中同样是瞧不起的,晚清中国人到日本留学,常因辫子而被嘲讽为“豚尾奴”——并不是“猪尾奴”。这种词义演变,在日语中颇为常见,如“鸠”在日语中指鸽子,而“楠”其实却是指樟树。

在山林中,野猪是毫无疑问的猛兽,发作起来甚至豺狼虎豹也要退让三分,因此对野猪的崇拜在欧亚大陆的古代文化中几乎可说是普遍现象。美国学者托马斯·爱尔森在《欧亚皇家狩猎史》中指出,勇士以身犯险,与狮子、野猪、熊这种大型猛兽的格斗,在欧洲传统中一直被视为最能彰显其英勇贵族气质的行为之一;因为正如古罗马的老普林尼所言,人类被认为是“所有动物中最弱的一种”,这些野兽都比最强的人类更快、更壮、更大,感官也更灵敏,那么能与之对抗还能胜出,无疑可以带来特别的社会声望。在此,野猪被视为现存最凶猛有力的生物之一。

狩猎野猪

正因此,野猪的纹饰在罗马军旗、中世纪贵族盾徽纹章上均不时出现。神话中的英国凯尔特人领袖亚瑟王就因其勇武而被称为“康沃尔的野猪”;在古不列颠德鲁伊教的神话中,最大的太阳神阿多尼斯,是由众神指派的野猪拱开作为其母体的神木才得以诞生,野猪因而被视为神兽。1483年登基的英王查理三世,在约克城长期停留期间派发了13,000枚刻画着两头野猪拱卫盾牌的个人徽章(不过这里的猪并非pig,而是white boar),约克的古罗马地名是Eboracum,缩写为Ebor,后即野猪之意。美国纽约(New York)直译就是“新约克”,就此而言,从词源上说,这座国际都市的意思其实是“新野猪城”。

英王理查三世的个人徽章 白野猪(White Boar)

野猪崇拜与上古的贵族勇士文化密切相关。古代日耳曼人在战斗前的仪式性宴会上,出征战士要喝下野生动物的鲜血,吃下他们的肉,以汲取其力量,并获得它们的庇护,这种仪式上最常见的动物就是熊和野猪 [1]。甚至在现在早已鄙弃猪的亚洲内陆地区,野猪崇拜也曾在古波斯和粟特地区广泛流行,而且并非偶然的是,野猪是粟特战神韦雷特拉格纳(Verethraghna,在古波斯的《阿维斯陀经》中,它是胜利之神)的化身之一。

慕尼黑老城广场上的野猪铜雕

在中国也不例外。早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陶寺文化大墓中,就有一副完整的公猪下颌,“被高高地放置在墓主人头端的墓壁中央,公猪的头似乎在威严地俯视着整个墓室”[2],下方两侧陈设着象征王权的仪仗钺和戚。传说中后羿曾除掉“六凶”,其中之一为封豨(大猪),与巴蛇(巨蟒)、大风(猛禽)等并列,显见在上古人心中,野猪是主要的猛兽之一。《离骚》中说,后羿“好射夫封猪”,也是表示后羿勇猛。

更可证明的是,在汉字的造字中,“豕”旁的字多隐含勇猛之意,如“豪”字便是取野猪勇猛有力之意,进而比喻人中才能特出者,现在壮语(武鸣)仍称野猪为ho:n。此外,“奎”本意也是大猪。动物中最强有力者大象的“象”,也属于“豕”部。

根据甲骨文记载,射猎野猪是商代军事贵族的主要活动之一,汉字“逐”像一豕在前,一足在后,表示追杀野猪。齐相晏子设计二桃杀三士时,勇士公孙接自称“一搏猏而再搏乳虎”(《晏子春秋·内篇·谏下第二》),“猏”便是野猪,可见与野猪格斗是极少人能做到的勇武之举。

既然野猪象征作战勇武,那以此为名号自然也没什么可耻的。春秋时晋大夫先榖亦号“彘子”,因其封邑在彘地。楚汉象征时,刘邦手下大将阳夏侯名陈豨;东汉末年也有东海豪强名昌豨,“豨”也指野猪。按志怪小说《汉武故事》的说法,甚至贵为帝王的汉武帝刘彻,幼年时本名也叫刘彘;《史记·朝鲜列传》载,汉武帝出兵朝鲜时主将之一是“左将军荀彘”。《汉书·武五子传》记载广陵厉王刘胥“壮大,好倡乐逸游,力扛鼎,空手搏熊彘猛兽”,可见野猪在当时是与熊并列的猛兽,能与之格斗者被视为猛士,这与欧洲历史上的情形恰相类似。

西汉末年,匈奴屡屡入侵边境,王莽募集“天下囚徒人奴”这类亡命之徒,组成一军,号为“猪突豨勇”,以喻其作战果敢、一往无前(《汉书·食货志下》)。这在现代汉语中已极少使用,但在日语中却留了下来,俗语“猪突猛進”(ちょとつもうしん)意指“不考虑情形、对手,猛冲蛮干”。在日本家喻户晓的古典名著《平家物语》中,有一番著名的对话:梶原景时认为“所谓良将,要做到宜进则进,宜退则退;保全自己,除灭敌人,才称得起优秀的大将军。只知进,不知退,野猪式的蛮勇,是不会成为良将的。”但以勇武著称的判官源义经却说:“野猪也好,野鹿也好,作起战来,攻而能取,战而能胜,心里才畅快!”

在中国,这种以野猪为勇武象征的文化心态,直至南北朝时代还不时能看到踪影。南朝末期,陈霸先废梁建陈朝,忠于梁朝的名将王琳起兵,将其战舰命名为“野猪”[3];当时“以勇力著称”的卢曹则被形容为“身长九尺,鬓面甚雄,臂毛逆如猪鬣,力能拔树。”(《北史·卢曹传》)在边疆外围地区,这种野猪崇拜的痕迹一直流传到后世——尤其是在东北地区。在满族传统中,野猪神被列为大神,传说它“身比山高,鬃毛如林,山里的沟谷都是它的獠牙所豁,是部落的守护神”(乌丙安《中国民间信仰》),开创满清的始祖努尔哈赤,其名字在满语里的含义便是“野猪皮”。

但在长城以内的中原内地,这种贵族武士的文化,在中古时代便已遭到严峻的挑战。

走下神坛的猪

作为一种猛兽,野猪对人的生活、人的生命或身体两方面都造成巨大的威胁,对从事农业来说一直是个严重的问题;这种野兽不仅凶猛,而且生性贪婪、极具侵略性,行动又难以预测,因此正如《欧亚皇家狩猎史》所说,“野猪能够在古老的传统中享有神话地位,田地经常受野猪侵扰的农业从事者对它十分惧怕,也就并不怎么令人惊讶了”。


不过,随着农业的扩张、人口的繁衍,现在轮到野猪受人类活动威胁了。

在英国,到13世纪时就已很少见到野猪,到1700 年则已基本确定绝迹,取而代之的是约克夏猪这一著名家猪品种自18世纪后兴起。但早在这之前,猪的形象就已随着基督教的兴起而出现了巨大转变。

慕尼黑 巴伐利亚王室宁芬堡夏宫内的野猪瓷器 1755年

在基督教的记载中,野猪和熊、山羊、狼、猫、乌鸦、猫头鹰、蝙蝠等一样,都是撒旦的化身之一。法国学者帕斯图罗在《色彩列传:黑色》中着重指出,在所有野兽中,“基督教反对最激烈的恐怕还是野猪”,它们曾受罗马勇士、凯尔特祭司和日耳曼战士崇拜,“但从5-6世纪开始,教士们就把它定义成一种不洁的、丑陋的动物,是正义之敌、上帝的叛徒、罪孽深重的化身。”

大体从中世纪之后,猪在西方文化中就逐渐带上了负面含义,如英语里的“pig out”(狼吞虎咽)、“pig it”(像猪一样肮脏地挤在一起)、“pig-headed”(愚蠢固执)、“pig-ignorant”(极其愚蠢的)多带此类意味。塞万提斯《堂吉诃德》第二章:“有个牧猪奴要从割掉庄稼的田里召回一群猪(我冒昧直呼其名了),吹起召集猪群的号角。”杨绛在中译本这句下面旁注:“当时西班牙的习惯,说到肮脏或卑贱的东西须道歉,猪是那个时代认为最肮脏的东西。”在这些负面含义中,“勇猛”的品质消失了,转而更多强调猪的不洁、贪婪、愚蠢等等。

如果说西方文化中猪的形象落差是因为宗教上的原因,且针对的同是野猪,那么在中国,猪从崇拜对象跌落的过程则要世俗得多:简言之,中国人是把对野猪的“勇武”、“凶猛”的敬畏渐渐转变成了对家猪“懒惰”、“贪吃”的鄙视。

上古的猪,原本主要指野猪,《礼记·曲礼》所谓“豕曰刚鬣”,鬣毛如此刚硬,则“豕”指野猪无疑。在甲骨文中,“彘”字本象形“中箭的野猪”,但到战国中晚期已被用于统称猪,且更多用于指家猪,如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所言“鸡豚狗彘之畜,无失其时,七十者可以食肉矣”,这里所列的显然都是家养的牲畜。《里耶秦简》中记载秦代县吏的布告:“毋敢曰猪曰彘。”这是指“彘”本是秦地对“猪”的方言称呼,但秦统一天下后,将“猪”一律称作“彘”。在此之后,直到定都洛阳、关东势力占上风的东汉时代,“猪”字才大量出现,最终完全取代了“豕”和“彘”。在汉代的画像砖中,带有猪圈的农家生活场景比比皆是,逐渐取代了原先猎人、武士与野猪格斗、狩猎的文化气氛。

不过,秦汉魏晋时代仍然地广人稀,即便家猪也未必像后世那样完全圈养,而是在野外放牧的。《三国志》中记载,曹操的曾祖父曹节“素以仁厚称”,有个邻居家里的猪走失了,因为长得和曹节的猪相类似,登门来说是自家的,曹节并不争辩,让他领走了;过了些天,邻居那头走失的猪又自己回来了,主人大感惭愧,送还了此前认领走的猪。由此可见,当时的猪是像牛羊一样可以自己到处走动的,在汉晋时期,牧猪也是常有的事,直到隋唐之后“牧猪小儿”这类骂人话才逐渐从文献记载中消失。由此推断,大体到唐代之后,中国的猪大体都是圈养的了,而且和马、牛、狗等其它家畜不同,猪几乎唯一的用途就是提供肉食。在这样的日常接触中,可想而知人们无法对家猪产生像对野猪那样的敬畏感,正如中国人对狗也向来鄙视,这与对其祖先狼的态度迥然不同。

东汉绿釉陶猪圈(湖南省博物馆)

西汉末年,王莽图谋篡位时,作为其姑妈的太后王政君自称是“汉家老寡妇”,痛斥王莽是“狗猪不食其余”,这正如后世常说的“猪狗不如”,说明在世人心目中这两种动物已被视为相当卑贱。到东汉末年,曹操也以“豚犬”为轻贱之词喻人——在与孙权对峙之后,他发出了著名的感慨:“生子当如孙仲谋!袁本初、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!”

到唐代,猪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已变得相当差。元稹在与韩愈通信时,谈到安史之乱中降顺叛军的那些贰臣:“理平则为公、为卿、为鵷、为鹭,世变则为蛇、为豕、为獍、为枭者,十恒八九焉!”在这里,蛇、獍、枭都是中国文化中形象极为负面的几种动物,猪既然与之并列,则形象如何也可想而知。清代刘献廷《广阳杂记》引李长卿《松霞馆赘言》,认为猪是“饮食之外无一所知”,换句话说,“就知道吃”。

当然,中国历史上与猪有关的形象最出名的无疑是猪八戒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《西游记》中对猪八戒形象的描绘其实混杂了野猪和家猪。在第八回与木叉打斗之际,猪八戒的形象是“獠牙锋利如钢锉,长嘴张开似火盆”,观音菩萨质问他:“你是那里成精的野豕,何方作怪的老彘?”这些都清楚地表明猪八戒的原形应是野猪——至少家猪是没有獠牙的。在第十八回,孙悟空与他在高老庄相遇时,见他的模样是“黑脸短毛,长喙大耳”,前三个特征大体符合野猪形象,但“大耳”却又是家猪的特征;此后,他更自称本名叫“猪刚鬣”——正如前引《礼记》所载,“刚鬣”乃明显是野猪特征,晋人郭璞在《山海经图赞·豪彘》称赞野猪:“刚鬣之族,号曰豪豨。毛如攒锥,中有激矢。厥体兼资, 自为牝牡。”这都暗示猪八戒身上具有野猪勇武的战斗力。但与此同时,他在小说中又自称“我自小生来心性拙,贪闲爱懒无休歇”,这些却又是更接近家猪的习性。

“我不是野豕,亦不是老彘,我本是天河里天蓬元帅”

因此,在猪八戒身上同时带有猪的前后两种形象:野猪的勇武凶猛与家猪的懒散无能,只是后世读者大多只注意后者,而忽略了原著中对他的战斗力和可怕一面的描绘。

夏志清在《中国古典小说导论》中,也认为《西游记》“最优秀的喜剧创造是猪八戒的形象。他象征着缺乏宗教追求和神话式抱负的粗俗的纵欲生活”,他在西行取经路上的所作所为更接近世俗的凡人:懒惰、只关心自己的利益、耽于声色,还常常嫉妒。这些也意味着元明时代的中国人更熟悉的毕竟是家猪的形象。

大抵也是从唐代开始,猪在民间开始与“财源”和“福气”这些联系在一起。唐人张鷟《朝野佥载》中记载:“洪州有人畜猪以致富, 因号猪为乌金。”这可能是文献中最早将“养猪”与“致富”联系在一起的记载。民俗学家叶舒宪因此说:“养猪致富之路在我国自古及今都为人称道,用乌金一名来称猪,表达了对猪的美好寄托。在民间习俗中,猪的各个部位都寄寓有吉祥的意义。”例如吴语中将猪舌头称为“赚头”(“舌”本与“蚀”谐音,这里反其义而用之),称猪头为“利市”;在广东,烤乳猪叫“鸿运当头”。但确切地说,这些并不是猪自身的形象,而是养猪所带来的利益,有时则只是为了改名图个吉利。

凡此等等,均可用钱钟书《谈艺录》所提到的“喻之二柄”来解释,钱氏援引古希腊斯多噶派语云:“万物皆有二柄。”也就是说,万物都有两面性,可具有不同的象征含义。例如鹿在汉语中谐音“禄”,寓意吉祥,但却也有“蠢如豕鹿”一词;龟自古为长寿象征,但元明以后“乌龟”、“龟儿子”一词却成为极恶毒的骂人话。猪的形象演变也是如此,野猪的勇猛、家猪的懒惰、金猪作为财源福源,均是一种动物的不同侧面形象,也与狩猎武士、农业蓄养的不同生活方式相关联,只不过不同时代在看待猪的时候,有着不同的侧重点。这当然与猪无关,而是人类文化心理的变迁。

注:

[1]Michel Pastoureau《色彩列传:黑色》,张文敬译,三联书店,2016年,p.28

[2]许宏《何以中国: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》,2014,p.7

[3]《北齐书》卷三十二王琳传:“琳将帅各乘一舰,每行,战舰以千数,以野猪为名。”又见《南史》卷六十四王琳传:“琳将张平宅乘一舰,每将战胜,舰则有声如野猪,故琳战舰以千数,以野猪为名。”

原标题:《野猪、家猪与金猪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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